不再叫乳名

由于沃洛嘉的成熟和秃顶，连妈妈也不再叫他乳名了，而是叫他“伊里奇”。他前额光秃、学识渊博、处世年轻而老成，于是被彼得堡的年轻朋友们起了“老头子”的外号。工人们则称他为“自家”的“老头子”。

一次，伊里奇在给工艺学院的一些学生组成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作《论所谓市场问题》的首场演说。开始，那些书生气十足的青年对这个23 岁的“老头子”不屑一顾，小组的一些成员早厌烦了用理论性的演说方式来说明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的问题，清高的大学生没人愿意去讲台上替伊里奇倒一杯开水。

当伊里奇的演说中展示出大量丰富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充分运用俄国经济发展的原始材料，层层批驳民粹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种种含糊不清、牵强附会的解释，教那些奶油小生的小组成员耳目一新，尤其是伊里奇那种配合演说的恰到好处的手势，和稍往讲台前倾斜的饱满的起伏激动的胸脯，真让台下的女学生羡慕得不愿眨眼……

一时间，向讲台送开水的，为伊里奇搬凳的，在悄悄地行动，动作轻得生怕打断他的每一句话，每个措辞。

一位名叫格·波·克拉辛的大学生说：“和这个特殊的‘老头子’相处真感到生活得特别的充实，他一离开，就不知怎的，立即感到生活黯然失色。”

《论所谓市场问题》是伊里奇的第一篇演讲，首次演讲足以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已经出现于彼得堡。他指出了俄正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基任务是在俄国掀起一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1893 年12 月，伊里奇看望妈妈在莫斯科住了几个星期。一正碰上民粹派领袖沃龙佐夫举行演说的一个集会，到会的大数是民粹派成员。沃龙佐夫演讲时伊里奇就在一旁插了几句锐讽刺的话，这些话大大触怒了民粹派，待他演讲完毕时，伊奇勇敢走上台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科学的论据和翔实的计材料，让沃龙佐夫目瞪口呆，到会的民粹派也不由自主地为鼓掌。

伊里奇小组一个工人革命家巴布什金说：这位演讲人什么稿子都不看，随口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讲给我们听。他常常设法诱导我们发言或引起我们讨论，然后他推动我们前进，使每个人又不得不把他对某一个问题的正确观点讲给别人听。因此，我们的演讲会变得生动有趣，而我们也开始习惯在大庭广众中讲话了。这一研究方式为学习的人弄清某一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我们大家对这些演讲都非常爱听，我们这位演讲人的理智力量使我们大家始终感到兴奋，使反对他的人也无不激动起来。我们常常开玩笑说，由于过度用脑使他的头发过早都脱落了。同时，这些演讲训练我们去独立工作和搜集材料。

这位演讲人常常交给我们一些写着问题的表格，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对于工厂和作坊中的生活有深刻的认识和观察。

一时间，在彼得堡革命小组中，以伊里奇的演讲为中心内容而进行的讨论，有了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讨论不仅对于当前问题的谈论，而且是伊里奇为了训练革命家——“将来党”的领导人——而组织的重要活动。

同时，伊里奇又在研究工厂、工人的基础上，写出了《罚款论》秘密在工人中传阅，工人明白了自己受剥削的很多道理，并自觉发动起来，一夜之间将伊里奇的论文以传单形式贴满工厂的墙壁。

莫洛佐夫工厂发生了工潮，一部分工人被政府捉去了，一部分被赶出了彼得堡，伊里奇抓住机遇，立刻向工厂发散传单，向码头发散传单。

终于，伊里奇第一次成功地领导了莫洛佐夫工厂的大罢工。

就在组织罢工的过程中他看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不健全和散漫，开始担心现有民主党担当不起工人革命的重担。他又设法打入彼得堡各革命小组利用各种机会去演说，极力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把彼得堡的20 个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拼成一个“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样一来，伊里奇为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打下了根基。

这个斗争协会中有伊里奇在内的6 名中心领导小组成员，伊里奇很快成了工人运动的领袖。

协会组织分作几个区分部，挑选先进的最觉悟的工人当组织员，与各工厂形成密切的联系。各工厂也有组织员，他们承担送消息、发宣传品的任务。每一个大工厂都设有工人小组，一方面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学习时事政治，事实上各大工厂已成了社会民主党当时的各个党支部。

“‘老头子’来了，大家欢迎……”伊里奇每到一处，这处泛亮的光头就成了人群中的中心点，被进步青年和工人们包围着。

伊里奇放弃萨马拉律师助理的工作后，在彼得堡的几年几成了无业的游民，经济上“靠妈妈的救济”，全凭一种崇高的信和过人的智能、真诚、朴实赢得周围人的尊重。

狱中“魔术”

1895 年12 月20 日晚上，伊里奇和他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会”的一些同志被沙皇警察逮捕了。

“记住，别先把这消息告诉我妈妈，不要让她为我的事到处。”伊里奇戴上寒光逼人的手铐时，匆匆留给身边同志这么一话。

伊里奇生怕让妈妈伤心、操劳。他亲眼看到了妈妈曾为哥的被捕四处求人说情，妈妈被折腾得憔悴，哥哥一样地被杀。

知道这手铐给自己带来的厄运，却想要全凭自己的能耐摆脱运，纵有一死，能为妈妈减轻一点伤害，心里也好受些。

伊里奇住单身囚室，条件还不算很坏。被捕一个月，每周可探监两次：一次是当面探监，一次是隔着铁栏的一般探监，前在法警的监视下可连续半小时，后者可连续一小时。一般探时，法警们来回走着，一个在关着犯人的铁栏里，另一个在探人后面。监狱喧哗不堪时、法警非常疲倦时，伊里奇会乘虚同监人谈些忌谈的事情，另外每周可有三次送饭、三次送书的机。伊里奇已在信中公开了他要在狱中从事研究工作的计划：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研究项目阅资料的机会。

伊里奇利用书的借还往返同外面频繁、广泛交流着，他在信内的一张开列了许多科学书籍的书单中，巧妙地穿插着询问同志们被捕的情况。他在这些穿插的书名后面打上问号，好像开书单的人在问这凭记忆开列的书单是否正确，而实际上他是在示意要打听有关的情况。他想到一些同志的绰号和他所要的书籍性质很相近，他用同志们的绰号借书名来问，这样有的一语双关，问起来完全不致引起注意。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斯塔尔柯夫的绰号叫“瓦·瓦”，为了打听他的情况，伊里奇就问：“《瓦·瓦·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

瓦涅耶夫的绰号叫“米宁”（地雷），西尔文的绰号叫“波札尔斯基”（火），伊里奇便用柯斯托马罗夫著的《乱世英雄》一书来打听这两个人。这本书和他要写作的题目没有关系，这种询问会引起机警的监狱书信检查人员的注意。但是，它毕竟是一本科学历史书籍，显然检查大批信件的人要想看出这种不相称的现象是要具有极大的敏锐性的。

然而，不是所有的绰号都能这样巧妙地安置在科学书籍的目录范围内的，伊里奇便在工作上真正需用的书目中夹着一本勃烈姆的《论啮齿类动物》的书名，这里的问号显然是向同志们了解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情况，因为他的绰号叫“金花鼠”，还有一个用英文写的书名是玛丽·莉德著的《论鱼》（The Mynoga）是在问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那位经常大胆瞅住伊里奇不放的革命小组成员的女大学生，她的笔名是“鱼”或“八目鳗”，书名后的问号意在：“我亲爱的‘鱼’，你现在怎么样？”这些书名难免不引起书报检查员的注意，可伊里奇在信前又说上一句先见之明的话：“各种不同的书能够调剂单调的环境”，就这样，麻痹着检查员，顺利通过检查。

来信对书目《乱世英雄》的“雷”和“火”作如此回答：“图书只有第一卷。”伊里奇知道了：这两人中，同他一起被捕进监狱只有瓦涅耶夫，而没有西尔文。

伊里奇也真的像有先见之明，他在入狱前便教过姐姐密码信的办法。因此，姐姐及姐夫和伊里奇通讯最频繁，他们相互信中字母中间点上不明显的黑点或画上短线，并用预先约定记号交流一些不能公开的事情。

这种密码通讯对他们的眼睛是有害的，但它能把探监和写无论怎么转弯抹角也不便交流的一些秘密消息传送给对方。

隔着栅栏相会时，他们交流的内容更是丰富而有趣的。他用种种暗语谈话时，遇到像“罢工”“传单”之类不便说的字眼，插进一些外文名词。有时说完后，对方了解伊里奇绝妙的隐时，竟会高兴得大笑起来。

一次，弟弟和伊里奇说的外国名词太多了，法警便在伊里奇后严厉地说：“不准说外国语，只能说俄语。”

用密码写信也毕竟是很有限的。他看到妈妈送来的牛奶，里奇想到了爸爸教给他的一种儿童游戏，用牛奶把字写在书字行中间通过探监人带出去，然后将书页在灯下烤一烤，牛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他用黑面包做了许多“墨水瓶”，当门响发觉有人窥探时，他就把黑面包里的牛奶一口吞下去。

伊里奇诙谐地对前来探监的姐姐说：“今天真不走运，我一吞下了6 个‘墨水瓶’。”

伊里奇入狱后，妈妈和全家人多数时间是住在彼得堡，姐姐弟弟是他去彼得堡图书馆借书、还书的主要交通员。他监狱的一角堆了一堆同圆桌一般高的“书山”，这堆书也便于他隐一些不便于和来不及销毁的草稿。估计一有宪兵军官到牢房里来例行检查，伊里奇就会悄悄提前闭上囚室里唯一通气的窗户，当宪兵翻了翻屋角表层的一些书籍、表格和摘录，就满头大汗地敷衍一句：“今天太热了，不便研究统计数字。”宪兵军官边说边离开了闷热的牢房。

当然，一些大宗重要的草稿，也是不便于扎进书堆里的。

伊里奇还想到了大宗牛奶手稿出狱后方便抄写和隐藏的方法。他要经常同他接头的女朋友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特制了一张小圆桌。

圆桌是请一位会做木匠活的革命同志照伊里奇的意思做的，小桌只有一只粗桌腿，腿底有个稍大一些的平座扣，可以旋开。在挖空的桌腿内能放很多纸卷。

小桌的外表一直没有引起过搜查人的怀疑，只是由于螺旋经常旋开，旋纹磨光了才没有再用。

一次，伊里奇和姐姐都处在惊恐之中。

所有其他坐监的亲属，在星期四那天都拿到了在当天应当归还的书，而狱吏却简单地对姐姐说：“没有你的。”

刚才在探监时伊里奇向她交代过，他已把书还了。姐姐知道了那是一本用牛奶在字里行间写满了党纲说明的书。

“是否由于牛奶太浓，字母自动显现出来，而被宪兵军官发现了……”姐姐在想，心跳加快，她发现那发书的法警的脸也是阴沉沉的。“向他坚持索要书吗，那是不打自招的……”姐姐痛苦地熬过了一日一夜，直到第二天才得到了弟弟全部要归还的书籍，其中总算也有写着党纲的那一本。

这次，姐姐耽误了探监时间，伊里奇误认为她已被捕。待姐姐到达之前，他已把准备好的草稿销毁掉了。

伊里奇同监狱内的联络也是绝妙的。当知道有中心领导组成员一同入狱时，他就在设计着放风时偶尔见面一瞬间的流。

这一回，伊里奇设法看到了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老远向他打势招引：

伊里奇一只手提起自己头上剩存的一绺蓬起的头发，另一只手指着脚下面。

里奇传达的意思是：有一位乌克兰人的“同志”在住房的下面。

蓬起的头发，借指乌克兰人。）

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知道协会里有一位乌克兰人，他名叫·伊·拉德琴柯，便去和他联系。

“拉德琴柯，我是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于是，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趴到牢房的地板上，对着通到楼下房去的暖气管周围很窄的缝隙，向下面的邻居喊话。

“原来是你在上面吗？”拉德琴柯用低哑的嗓子欢迎。

因这次放风前，伊里奇打探到监狱长干了这桩糊涂事：同的人居然做了邻居，竟没有按惯例规定从中间把刑事犯隔开。

个年轻的“老头子”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这新近被捕的拉德琴柯的口供竟和伊里奇等其他几位同案的口供完全一致，而且他们对这一案件的诉讼程序也了如指。“老头子”的计谋天衣无缝，法警即使有疑，这又是不能不承的“事实”。

也难怪在入狱前后的那些年，“老头子”自信地说：“没有不用巧计战胜的狡猾。”他真真确确以其特有的机智警觉，在狱对检察官和宪官们尽显其高超的“魔术”。